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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文买卖的市场规则

作者:aysz01 发布:08月22日 阅读:0次

如果对方是组稿代理或论文中介人员,一般会先询问记者对拟发表刊物的需求,诸如想发表在省级刊物还是国家级刊物上,拟发表的论文是哪个专业或领域的等。对方可提供的模式包括单纯的代为发表,代为检测、修改并发表,乃至代为写作并发表的“全包一条龙”。

不同(级别)的刊物和不同的代理模式对应着不同的价格:一般来说,省级期刊每个页码为数百元,国家级期刊则会达到上千元,如果是比较有影响力的国家级刊物,价格则可能高达数千元;如果办理加急,也会有额外费用,一般一篇文章为200~300元。如果选择代为检测、修改,甚至写作并发表的“全包”服务,价格可能会超过2000元。如果索要样刊和发票,可能又有额外费用。

记者接触的代理和中介人员都会强调,稿件全文控制在2300个字符以内,以便能排版在1个页码上。显然,这是“市场”上的“行规”。

这个“市场”也存在竞争——不仅在价格上,也在服务上。

记者向不同的代理和中介人员询问代理在《中外医疗》发论文的事宜,当询问能否开发票时,一位代理称,要加收10%的税点;而另一位代理则明确表示,“发票不收税”,如果有人提出加税点,“那是故意多收你费用的,你不相信可以打杂志社电话问问”。他随即给记者发来《中外医疗》杂志社的联系电话,并附上“简单分辨杂志社编辑真伪小方法”,其中提到:“杂志社多采用邮局汇款,地址为……”而记者接触的多位代理在提到付款方式时提供的均是银行账号。

记者曾询问一位论文中介人员:“版面费是交给你们还是交给杂志社啊?”对方表示钱先给中介,之后再由中介转交给杂志社。但被问及中介会给杂志社多少钱时,对方回避了这个问题。

《中外医疗》的杨编辑告诉记者,“我们国家级的,费用2300字符800元”。一位代理表示,找他们需要“2300字1000元”。另一位代理则告诉记者,“你自己写我们发表价格为1500元,我们写和发表要1800元”。不过,后者声称自己所在的机构比较专业,能提供代为检测服务。记者曾改编一篇之前发表过的论文交与其审核,十几分钟后,对方便传回一份“论文相似性检测报告”,称相似比过高,需要将雷同部分对应着修改后再发表,“不然到时候雷同被别人投诉就麻烦了”。

“天麻之父”“黄连之圣”连教授都评不上

别让“SCI”成为科学家的手铐脚镣

药物研究专家杨世林有个担心:在现有的导向下,中国再也不会有年轻人愿意去跟天麻和黄连打交道。杨世林曾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所长,这里是世界上五大药用植物专业研究机构之一。该所的老科学家徐锦堂被药农尊称为“天麻之父”和“黄连之圣”。

经过多年在药材产区的研究,徐锦堂改变了300多年来人们种植黄连的搭棚遮荫栽培方法,提高了黄连产量也节约了木材。他还结束了天麻不能人工栽培的历史,那是在20世纪70年代,我国野生天麻资源接近枯竭,医用天麻出现断档。

为了表达感激,从中受惠的陕西和湖北的药农们分别集资为这位科学家立了塑像。杨世林感慨:徐锦堂先生的成果是“扎根”扎出来的。但令他感到惋惜的是,徐先生一直没有评上院士,因为他没有“SCI论文”。

“SCI”是美国科学引文索引的英文缩写。它收录了大量的国际学术期刊,在这些期刊上发表的论文统称为“SCI论文”。20世纪80年代末,我国一些单位将SCI论文引入科研评价体系,以此衡量研究水平。此后,“SCI”成了科学家头顶一根无形的指挥棒。

杨世林认为,在这根指挥棒下,为我国医药事业立下汗马功劳的徐锦堂先生不仅评不上院士,连教授也评不上,如今评职称、评奖都是要看SCI论文的。

他说,我国引入SCI评价以后,几乎没有人愿意像前人那样去做事。搞药材栽培的年轻人,不肯和药农打交道了,只盯着什么是“时髦的研究”,只关心发表几篇文章。而长期扎根产区的研究人员,晋升职称和申请课题都很困难。

对此,杨世林表示“很痛心”。他发现,自己身边的那些从事药物研究的年轻博士,在国外留学或工作时明明还在进行新药研发,回国以后“马上转行”,什么容易发论文就做什么,并且追求学术期刊的影响因子——文章的“点数”直接跟奖金、职称挂钩。

他认为,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太低,根源就是当前的评价体系。至少,应该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、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有所区分论文买卖,在不同的评价体系下加以衡量。

中国数学会理事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马志明一直呼吁,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评价不要“一刀切”。

他说,针对科技评价体系的意见,科学家们年年讲,可年年不变。让一些大学和科研单位,真正结合本地实际,解决工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际问题,不是很好吗?为什么一定要追求国外的SCI呢?

中国科学院院士陈运泰说,中国论文数量大增,成了这方面的“大国”。自己不赞成有人所说的“都是垃圾”。但不可否认,垃圾的确存在,真正在国际学术界能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科研成果也确实不多。

清华大学教授邢新会说,现在科研管理者动辄就谈某项研究得了多少奖,发了多少篇SCI论文,连工程研究也要求有多少SCI论文。自然科学研究和工程研究应有不同的评价标准。管理的多元化,是科技界尤其需要关注的问题,只有多元评价,才能让大家安心做下去。

在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副所长黄伟光看来,我国目前的短板在于如何把技术工程化,使之成为实际生产力。他说:“我们可能有很好的大脑,很巧的双手,但是二者之间的东西没有。”

他说,科技人才并非都是搞理论分析和科学实验的。高级工程师非要去弄个“教授”或“研究员”头衔才显得有地位、有水平,这是不正常的。国家从导向上对工程技术人才应该有合理的定位。

多年以前,南方科技大学校长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曾在工厂工作。他“非常崇拜”那些能工巧匠。他至今仍记得当时在没有起重机的情况下,工人师傅如何挪动大型设备的场面,“太让人信服了”。他还常常想起那些吹玻璃的工人,想要什么形状就有什么形状,这些技艺不是文凭能够证明的。在那时,高级工人“比教授还厉害”。

“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国家多年不解决这个问题。现在的评价体系不仅使得我们科研受到损害,而且是毒害了我们的下一代。年轻人都不知道做科研是什么目的了。”马志明院士说。

马志明还记得老一辈数学家许宝禄的一句名言。许老生前说过,不希望自己的文章因为发表在有名的杂志上而出名,而是希望杂志因为发表了自己的好文章而有名。事实上,他的很多论文都是发表在国内期刊上。

但现在,马志明说,连国家科技奖的评审都要考虑一项研究成果是发表在哪本杂志上。国外权威杂志多少分,普通杂志算多少分,反而忽视了论文本身的内容。“这真的是有害的。”他说,在这种评价体系下,好的文章都不发表在本土杂志上了。

据上海大学教授、《生理学报》副主编吉永华介绍,我国以前在人工牛胰岛素、哥德巴赫猜想等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,都是发表在国内学术刊物上。可眼下,科学家们渴望在英国《自然》和美国《科学》等高端杂志上出现自己的名字,形成了一种新的偏执的追求。

《自然》和《科学》都是世界一流学术期刊,文章被引用率很高,“影响因子”居于领军地位。吉永华说,在SCI指挥棒下,科研人员不得不搞“短平快”的研究。而在一些人批评我国盲目追求SCI论文导致不少垃圾文章之后,很多单位为了在“顶尖论文”这个指标上赶上去,又开始追求杂志“影响因子”了。现在有人还会邀请《自然》和《科学》的负责人到中国,请吃请喝,跟人家套近乎。

这种局面的另一个恶果是——我国的学术期刊被逼到了边缘,失去了国际上的话语权。吉永华指出,很多被逼急的中文期刊改出英文版,结果国内的人不想看,国外的人也不想看,成了“姥姥不疼、舅舅不爱”的杂志。

清华大学教授朴英认为,要想改变这种情况,教育部就要“摧毁”针对博士生的评价体系。因为,高校将论文篇数分摊到每个教师头上,并将博士生的毕业门槛设定为发表几篇SCI论文甚至“顶尖”期刊论文。

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也指出,“这样的评价体系应该先摧毁为好”。他说,很多发达国家并没有统一的科技评价体系。我国有这么多科研院所,应该自己进行切合实际的评价。科学是五花八门的,为什么要统一呢?

今年是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星微电子公司董事局主席邓中翰领衔研制的“星光一号”芯片诞生10周年。这是我国第一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、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芯片。

邓中翰将公司的成功归结为一句话:“我们坚持必须在市场上打造新的具有生命力的产品,而不是简单的写报告、发表文章,所以才有今天一系列的成果。”这位年轻的科学家说,自己多年来一直在呼吁,创新不是为了得奖,不是为了发表论文,不是为了评职称。

可“论文崇拜症”眼下正困扰着众多科学家。杨世林悲观地说:“如果按照现在的评价体系,我们不可能出现天麻、黄连的成果。”

他说:“我觉得评价体系就是一个导向。你要把科学研究引到什么方向?”

“本来GDP也好,SCI也好,它们不是不好,问题是一到了中国人手上就往死里整。”这是另一位科学家的感慨。

条件好了 潜心科研的人少了

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、学术委员会主任陈凯先发现,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,所里一些年轻的同事悄然离开了单位,随后成为不远处的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企业里的员工。在陈凯先看来,这些年轻科研人员的选择很自然:尽管研究所在全国科研机构里面条件算是比较好的,但与企业比,仍然是差了一大截。“毕竟他们要先考虑生存的压力。”

记者在采访中发现,不少科研机构都隐约有了青年科研人员“出走”的态势,“出走”的理由都非常现实:房价、生活条件、教育理念、晋升职称等等。

“我很担心:现在的科研条件比以前好了,但一些人却不愿意潜心做研究了。”中国科学院院士、结构生物学家常文瑞表达了自己的担忧。

常文瑞也明白科研岗位的相对“清贫”,“我也有同学在企业工作,他就有钱买房、买车,而我却不行。这样的差距可能会让年轻人不平衡。”

有一次,常文瑞到台湾开会,一件事情对他影响很大。

一位教授告诉常文瑞,他们的学生,特别是那些基础学科的学生,并不是真正想学知识做科研,只是想拿学位。于是,在这位教授负责的专业考试中,会让大部分学生及格,虽然他们根本就达不到这样的水平。

其中有一个学生的成绩太差,教授只得给了不及格。结果那个学生找过来,要求教授改成绩。这位教授说,我没权力改,而且卷子已经封存,没想到,学生教给老师一个办法:请你写一个悔过书,就说你判错了,你就可以改。

这位教授为此哭笑不得。常文瑞则感慨不已:“再过几年,大陆的学生会不会变得像那位台湾学生一样,不注重学习,只把学位当做一个跳板,不求专业上有什么进展,只要找到更有钱的单位?”

在他看来,学校教育中应该加进传统教育,比如责任心、钻研精神、奉献精神等。

常文瑞的想法与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邦河不谋而合。

“还有多少人愿意做科学家?”在李邦河看来,这跟学校的教育有关系,“老师经常会教育学生要找一份好工作,却很少有人会教育他们立志当科学家。”

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说,经济压力还并不是科研人员止步科学研究的最重要原因,“因为就我们国家目前的经济水平,科研人员的待遇水平可以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。”他认为,使他们无法潜心做研究的另一个原因是制度。

“很多单位都要评职称,看谁出的成果多,看谁写的论文多。可是很多基础的科学研究可能十年八年都出不了成果,如果评不上职称论文买卖,生存就会有压力。”尹卓说。

在这样的制度下,有些人对于有难度的科研活动望而却步。“所以国家也该有个政策,来保证科研人员做科研的基本环境,让大家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去做研究。”常文瑞建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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